赵州桥，建造于1400多年前的隋朝，至今仍然完好无缺。没先进的工程测绘技术，也没有象样的工程机械设备，依靠简陋的工具与匠人的智慧，却成就了圪立于世界的经典，我们无不为古人的伟大创造而感到骄傲。今天，当我们拥有了发达的工程技术、精良的工程设备，却很难形成流芳百世的经典建筑，更为严重的是连建筑物的设计寿命都难保障，很多建筑物刚刚竣工就问题百出，不少建筑物在未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就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拆除，既浪费了社会资源，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损失。

每一次看到建设工程质量故事，建筑人应该感到无比的惭愧，为什么技术、仪器、设备先进了，但我们建造的工程却不如古人？一幕幕的悲剧让人无比痛心，但一次次的教训过后历史仍然重演。在我们看来，除了法律的制度的不足外，还存在重要的社会原因。

首先，在功利取向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下，遵从规则与标准的文化氛围淡化，以及内心信仰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程质量安全法律规定的变异与失灵。

不是没有规定，而是规定没有用。尽管我国当前建设工程质量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尽完善，但如果能够有效的贯彻执行，至少建筑物在设计年限内不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很多的法律规定成为摆设，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比如招投标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取得物美价廉质优的产品，但在我国工程实践中却被变异成为形式，被串通投标、阴阳合同所代替。

在解构主义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在功利取向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缺乏理性向道德妥协的意识，迷信于理性计算，从而使得信仰与道德日渐荒漠化。信仰的缺失必然造成人们无法对生活及生命的意义进行完整解读，缺乏对规则的敬畏，从而信仰被理性扼杀。市场经济深度发展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信仰的沦丧，利益核心化理念在无形中被一次又一次的加强，社会成员开始以理论的计算来评判一切，道德与信仰的价值也在无形中相应地被一次又一次的模糊，在人们判断决策体系中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弱，甚至消亡，这才是我们面临问题的症结所在。

其次，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冲击下的速成意识，影响着建筑业各个环节，突出表现为背离客观技术条件的压缩工期。

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发展速度在大幅度加快，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层面，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飞速发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反作用，最为突出的便是人类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了。

在飞速发展冲击波推动下，很多时候只顾获得最快的发展速度，往往忽略了事物发展的自然节奏。我们当前的建筑业，不管是建设单位还是施工单位都将工期视为生命，几乎所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都在压缩工期，而很多时候工期的压缩与当前的工程建造能力已不能匹配，远远超越了当前工程建筑能力所必须要求的最短工期。

最后，社会转型期形成的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对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法律制度的运行产生了极大阻力，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体的道德观念与法律理念的分裂，对违法行为从笑贫不笑娼的畸形社会评判标准中寻找理由，达到道德上的心安理得。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高速成长、成才、致富过程中，渐渐地“唯利是图”了，并逐步形成一种如股市般短线致富的意识，信奉“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僧多粥少的建筑市场中，施工单位可以接受零利润甚至负利润而揽得工程，为了赢利的，施工过程中会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而将零利润甚至负利润的风险转移到具有隐蔽性的工程质量安全中去，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在某种意义上讲与施工单位也是利益共同体，默认这种风险转移并最终将这种质量安全的风险转移给消费者，转嫁给整个行业，转嫁给整个社会。

高效与速成带来个别的繁荣与普遍现实的平淡之间的强烈反差，又为急功近利的思想与行动提供了心理安慰。高效与速成发展确实带来社会物质层面的繁荣与丰富，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质量上的大幅度提高，然而这种繁荣与丰富具的不 平衡性此造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更加强烈地促进人们去快速致富，最好是能低成本高回报，所以对于丧失道德低线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总之，物质层面上的发展里程可以压缩，甚至是可以跨越，但精神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发展里程只能压缩，不能跨越。我们在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物质生活的发展，在物质层面上进入了小康，但殊不知文化生活的发展是没有办法缩水的，不可能将别人几百年来经过几代人完成的文化发展在几十年内完成，这可能是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