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4日，高小妹取得位于杭州市原萧山县（后更名为滨江区）房屋的所有权证。高小妹和许阿土系夫妻关系。高小妹去世后，丈夫许阿土系其唯一继承人，于2002年2月25日将高小妹名下的房产赠与给邻居小林，并办理赠与公证。许阿土去世后，小林占有、管理受赠房产，但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产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仍为高小妹。

2013年，高小妹的姐姐高大姐以高小妹法定继承人之名，在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并于2014年2月，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高大姐名下。

2014年7月，高大姐去世。

受赠人小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

法院判决一审：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小林所有。二审：高大姐的法定继承人王安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王安不服判决，申请再审，浙江高院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小林是否享有涉案房产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2月25日签订并经公证处公证的《赠与协议》，被告方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许阿土在签订《赠与协议》时，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经公证的赠与合同属诺成性合同，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客观上许阿土也未行使过撤销权，小林根据赠与协议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二审法院认为：因上述赠与系经由公证方式作出，赠与人不具有任意撤销权，虽然至赠与人死亡时并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但受赠人所享有的交付该项标的物，即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请求权依然合法有效。相应的，在许阿土死亡后，遗产分割前，遗产继承人亦应受到上述公证赠与合同的约束，高大姐以法定继承人身份对该房屋行使法定继承权，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

再审法院认为：许阿土对涉案房屋的赠与系经由公证方式作出，该公证赠与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该规定，也即本案中的赠与人不具有任意撤销权，虽然至赠与人死亡时并未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但受赠人所享有的交付该项标的物，即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请求权依然合法有效。同时，在许阿土死亡后遗产分割前，遗产继承人亦应受到上述公证赠与合同的约束。故高大姐以法定继承人身份对涉案房屋行使法定继承权，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据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本案中，涉及的焦点有：一、赠与合同是否有效；二、小林是否享有办理涉案房产登记手续的请求权。

一、涉案房产虽登记在高小妹名下，高小妹过世后，生前未留遗嘱，其丈夫许阿土系唯一的继承人。房产虽未过户到许阿土名下，但依照《继承法》规定，许阿土有权依法继承涉案房产，享有该房产的所有权，许阿土在签订《赠与合同》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赠与的财产系其合法拥有的房产，受赠人小林赠与协议上签字同意，表明接受该赠与。故该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

二、涉案房产虽未过户至小林名下，但赠与合同始终具有法律效力，该赠与合同经公证后不能任意撤销。如果要撤销，行使撤销权的主体只能是赠与人。而本案，许阿土并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有撤销赠与的行为。本案有权撤销赠与的主体已经过世，其生前也没有任何撤销的意愿和行为，任何第三方均无权提出赠与合同的撤销，该赠与合同始终有效。

三、在公证赠与有效情况下，涉案房产所有权系小林所有。高大姐虽以高小妹法定继承人身份将涉案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但该登记行为系无效行为，不影响小林行使房产登记请求权。

四、有一句西方谚语， “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意思是“法律只保护那些积极主张权利的人，而不保护怠于主张权利的人”。通过这个案例，实务经验总结就是：赠与合同涉及不动产的，受赠人应尽快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以上案例涉及人员均为化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于2021年1月1日失效）

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第一百九十二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马幼蓝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