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与风控 | 经营秘密保护的风险防范实务要点——嵌入数字化经营环境

日期: 2026-11-16
作者: 雷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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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与风控” 专栏由本所“工程法+”法律服务团队主持,在保留工程建设领域传统商事议题基础上,还将围绕企业财税、跨境出海、知识产权、劳动用工、刑事风险防控等实务方向展开深度法律研讨。本专栏延续 “商榷与探索” 的思辨底色,诚邀各界抛出困惑、参与投稿,一同研判风险、共寻合规解题路径。



目录

引言

一、经营信息到经营秘密的实质门槛

二、经营秘密司法认定的常见障碍

三、数字化环境下,企业经营秘密保护风险防范实务要点

四、结语



引言

经营信息早在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与技术秘密一并被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此后历经多次修订,经营信息的范围不断扩大。随着企业经营数字化发展的进程,2026年6月施行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数据”明确纳入经营信息。这也意味着,经营信息不仅在载体和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在提升经营信息归集和协同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经营数据”泄漏的可能性。而实务中,企业针对经营秘密的保护仍然停留在传统经营模式中,在被侵权后,往往因为信息散落在个人微信、邮箱和业务员记忆里,而没有归集为可审查的深度信息集合。或者保密协议、员工手册只覆盖技术资料而未指向经营信息及其系统载体等原因,导致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未采取合理保密措施,或虽主张经营秘密却无法完成秘密点与载体、被诉信息与主张信息之间的同一性举证,最终被认定不构成侵权。而这样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比比皆是,对此,本期“合规与风控”栏目将以数字化经营环境为背景,从企业风险防范角度探讨“企业经营秘密”的保护。



一、经营信息到经营秘密的实质门槛

2026年6月施行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总局令第126号),同日施行三十年的1995年旧规同时废止。新规对经营信息范围的调整,不在于简单增列项目,而在于两个方向上的同时推进:其一,将“数据”明确纳入经营信息,使数字化经营场景中沉淀的客户数据库、交易记录、渠道数据等获得独立的规范地位。企业在CRM、ERP、DMS等系统中如何归集、如何分级、如何授权,就不再只是IT管理问题,而直接关系到经营秘密能否成立、保密措施能否被认定。其二,客户信息的保护重心从“客户名单”转向“深度信息”,法规明文将“交易习惯、意向、内容”与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并列,客户信息由此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名单,而是一组在业务互动中形成的、能够反映特定交易关系质量的信息集合。这一调整将原本“模糊化”的经营信息变得更具体,更容易融入商业场景中,让“深度信息集合”的实质性门槛更直观。此外,经营信息范围的扩张不等于门槛的降低,其仍须独立接受“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采取相应保密措施”三要件的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跨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实质性门槛——即该信息是否包含区别于公知领域的深度内容。与技术秘密不同,经营秘密的构成要件也有其自己的特点:


其一,秘密性上,经营信息的“非公知”不是技术意义上的不为公众所知悉,而是“深度信息集合”的非公知。技术秘密的秘密性通常指向具体技术方案、参数、工艺是否被公开;经营信息的秘密性则更多取决于信息集合的整体性、组合性和交易场景的特定性。单个客户名称、地址、电话可能公开,但“名称+联系人+交易习惯+价格底线+特定需求+合作历史”的组合,往往需要付出时间、资金和劳动才能形成,不能因单个要素公开就否定整体集合的秘密性。在数字化系统中,这一组合往往表现为跨表、跨模块的关联数据,如果企业只存储零散字段、不做结构化归集,或者把公开工商信息与内部交易记录混在一起,秘密性就难以成立。同时,经营信息的秘密性具有动态性:客户主动披露、企业信息平台公开披露、行业交流、公开招标、市场变化都可能削弱其非公知状态,因此秘密性判断必须锚定“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而非企业形成信息时。长期稳定交易关系本身不单独受保护,只有其中区别于公知领域的深度内容才可能通过秘密性检验。


其二,价值性上,经营秘密的价值往往不体现为技术效果,而体现为交易机会、议价优势、成本降低和客户黏性。技术秘密的价值常通过产品性能、良率、成本优势体现;经营秘密的价值则更多表现为“因知悉而获得交易机会”“因掌握客户意向而提高成交率”“因了解供应商替代方案而降低采购成本”“因掌握报价底线而获得议价空间”。这种价值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不要求已经实际产生利润,但权利人应能说明该信息如何带来竞争优势或避免利益减损。需要注意的是,价值性不能脱离秘密性单独成立——只有因不为公众所知悉而具有的价值,才是商业秘密意义上的价值;公开信息即使对企业有用,也不构成经营秘密。


其三,保密性上,经营秘密的保密措施必须指向经营信息及其载体,而不能只覆盖技术资料。这是经营秘密保护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常导致败诉的环节。技术秘密的载体相对集中,如图纸、配方、源代码;经营信息的载体则高度分散,且越来越多地以系统字段、聊天记录、邮件、电子文档等形式存在,保密措施如果只停留在“签了保密协议、发了员工手册”,没有落到具体系统、具体载体、具体权限上,法院很难认定措施与经营信息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二、经营秘密司法认定的常见障碍

经营信息成为经营秘密,在法律规则层面已经被明确界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企业仍然在维权路上受阻,不是被认定不构成经营秘密,就是构成经营秘密却认定不了侵权。这些问题贯穿秘密点界定、保密措施、证据链和侵权比对等环节,构成经营秘密司法认定的主要障碍。以下为小编从大量司法案件中总结出来常见的认定障碍:

01

经营秘密范围界定未达到有价值的“深度信息集合”的标准

经营秘密范围界定失败是经营秘密不被司法认定的首要障碍。其实质不是权利人表述技巧不足,而是未能完成从原始交易材料到可审查的具体信息组合的转化,导致法院无法对信息是否属于经营秘密、是否具有秘密性和价值性展开审查。范围界定是经营秘密保护的第一道门槛,如果密点界定不能,后续秘密性、价值性审查便无从展开。实务中,企业对经营信息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未对经营信息进行有效归集与转换”。


经营秘密的保护对象不是孤立信息,而是对交易习惯、意向、内容、价格偏好、付款方式、验收标准等分散细节整理加工后形成的结构化深度信息集合;其秘密性在于组合整体不为所属领域普遍知悉,公知信息经深度加工形成的新信息亦可受保护。数字化系统虽然具备归集能力,但系统归集不等于秘密点形成——字段怎么设、数据怎么关联、公开信息与深度信息怎么区分,仍然需要企业主动设计。企业未完成从原始材料到该结构化组合的归集与转换,停留于零散信息或抽象概括,法院无法识别受保护的信息边界,秘密性与价值性审查失去对象。实务中,企业常见的错误:(1)以抽象概括代替具体密点。将密点表述为“客户需求信息、价格信息、交易方式”等业务逻辑概括,未落实到具体客户、具体产品、具体金额和具体交易条件,法院无法审查其是否区别于公知信息,相关主张无法被评判。(2)以原始材料直接充当密点,未经提炼。比如企业在起诉时,直接提交合同、邮件、聊天记录等原始载体,却未从中整理、归纳出深度信息;载体杂乱零散,未形成可直接展示交易偏好、意向、习惯的信息集合,主张难以获法院支持。(3)基础信息与深度信息混同,整体主张范围过宽。比如企业常把客户名录(名称、地址、电话)直接当作经营秘密,或将公开渠道可查的工商信息与内部交易记录混在一起主张,未区分哪些是公开基础信息、哪些是经长期交易沉淀的深度内容,法院无法划出保护边界。(4)密点归纳过宽或过窄,缺乏宽窄适度的边界意识。比如企业常把“全部客户信息”“所有报价数据”整体圈定为密点,范围过宽无法与公知信息划界;或只提炼一条价格信息,范围过窄,无法覆盖被诉行为。


02

商业秘密保护措施未与经营信息“点对点”对应

这是经营秘密保护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常导致败诉的环节。与技术秘密的保护措施不同,经营信息保护是容易被忽视的,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其“载体”分布广,涉及能接触信息的人员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且“单个经营信息片段”往往不构成单独的“秘密点”。比如一个客户的信息除了基本信息外,交易习惯、报价底线、赊销模式、决策链以及特殊要求等,往往分散在不同人手里。对此,企业在实务操作中存在两个常见的问题:一是企业缺乏信息归集意识,对于销售、采购、财务、售后环节仅保存“结果”类的信息,忽视“过程”信息;对于跨部门零散的经营信息,大多采取的是“概括式”的保护措施,比如员工手册、保密协议的签订等。这意味着,企业很难将零散的经营信息进行有效归集和转化,致使企业保密制度无法覆盖零散但有保密价值的经营信息。二是企业采用数字化办公系统归集信息,但缺乏合理的信息查阅、下载权限级别的内部控制程序。原本散落的信息本需员工自行归集转化才能形成有价值的深度信息集合,系统完成了归集,但权限级别的错配,使员工接触、获取、导出已归集信息的便利性反而高于信息散落状态,导致秘密点更容易被一次性整体获取,保密措施与秘密点之间未形成对应关系。因此,保密措施未落到具体秘密点上,措施与信息之间缺乏对应,法院难以认定为与经营信息性质、价值相适应的合理保密措施。


03

侵权证明的结构性不足:使用行为、同一性比对与抗辩审查的脱节

在秘密点界定和保密措施之外,经营秘密侵权认定中最难跨越的一环,是企业对“侵权人使用了所诉经营秘密并因此造成损失或获利”的证明。经营秘密的使用本身具有隐蔽性,损失或获利的关键数据又高度依赖被诉方掌握,两者叠加,使不少企业的举证停留在“接触+客户流转”的表层,未能搭建起从“使用”到“获益”的完整证明链条。这一障碍的实质,不是经营秘密天然无法证明侵权,而是企业在证明对象、比对方法和程序工具运用上存在结构性不足。


其一,以客户流转事实替代对深度信息具体使用的证明。 企业多能证明员工离职、客户重合、交易减少,却未进一步说明被诉方在报价、交付条件、交易安排中实际利用了所主张深度信息集合中的哪些非公开内容。经营秘密的使用很少留下直接记录,实践中常借助“接触+实质性相似+无合法来源”形成认定,但这一认定需要企业提供足以附着到具体秘密点上的初步证据:实质性相似指向的应是包含交易习惯、价格底线、需求规律等深度信息的集合,而非客户名称或联系方式的重合。若企业只能证明“客户原来跟我交易、现在跟他交易”,却未将深度信息的具体利用呈现出来,使用行为便无法落到秘密点上。此外,利用深度信息减少交易成本、缩短成交周期或获得价格优势,同样可能构成使用,但企业举证时往往只盯着“信息是否相同”,未论证“信息如何转化为竞争便利”。


其二,损失或获利证明未形成“使用—获益”的连接,也未及时运用举证责任转移和举证妨碍工具。 侵权获利所对应的销售数量、利润率、成本结构等资料通常在被诉方控制之下,企业自行举证往往无法触及;主张自身损失,又面临客户流失与侵权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可行的路径不是强求精确计算,而是先提供交易笔数、金额、时间密集度、客户重合范围等初步证据,将“使用行为”与“交易获益”连接起来,再推动举证责任转移或申请责令被诉方提供财务资料,并在对方拒不提供时主张举证妨碍。但不少企业起诉时仅提交离职证明、社保记录和客户交易对比,未整理被诉方交易条件、报价结构与所主张深度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未在诉中及时启动上述程序工具,使本可参照计算的赔偿停留在未完成状态。


其三,同一性比对与秘密性认定的范围不一致。 部分企业在秘密性认定阶段以信息集合主张保护,在侵权比对阶段却拆成单个要素逐一比对,以单个信息相同或部分相同推导整体实质相同。客户信息集合的价值在于组合,比对对象与保护对象一旦脱节,相似结论便失去基础。这一问题的根源,仍是企业对“自己究竟主张什么”缺乏前后一致的把握,与范围界定阶段的归集转换不足一脉相承。


其四,对合法来源与侵权阻却抗辩缺乏实质回应。 被诉方常以客户自愿交易或个人信赖抗辩,此类抗辩需从信赖基础是个人还是平台、客户选择是否真实自愿、有无欺骗胁迫利诱、主动交易说明的来源与佐证等层面实质审查。企业若仅以“客户原属我方”回应,未针对抗辩要件组织反证,本可成立的主张也可能因抗辩未被有效反驳而受阻。


综上,经营秘密司法认定中的障碍,从秘密点界定未形成深度信息集合,到保密措施未与秘密点“点对点”,再到侵权证明链条未完整搭建,表面上分属不同环节,实质上共同指向同一问题:企业尚未把经营信息当作可归集、可控制、可举证的组织资产来管理,而是停留在“信息在业务员手里、措施在制度文本里、证据在诉讼时才找”的状态。 司法认定中的不利后果,往往是这一管理状态在诉讼中的映射。因此,与其在诉讼阶段被动应对密点界定、保密措施和侵权证明的层层审查,不如在经营秘密形成和管理阶段就完成合规布局。以下第三部分即从上述司法障碍反推,梳理企业经营秘密保护中应当预先完成的实务要点。



三、数字化环境下,

企业经营秘密保护的风险防范实务要点

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发展,企业的经营应当充分利用当下的便利将经营信息作为可归集、可控制、可举证的组织资产来管理。对于通用的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注意要点,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公众号“合规前哨”《企业合规|保密措施:新规第九条下,企业如何让“合理保密措施”可证明》的文章,本文不再赘述。以下是小编在实践中总结和归纳的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下,经营秘密保护的风险防范实务要点:


1. 防范第三方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外包风险。企业常用的ERP、CRM、OA、企业IM、DMS、BI的系统基本依托于第三方企业提供的信息技术服务。在系统使用过程中,数据存放在本地或供应商服务器中;同时,这些系统的研发或联网运行还会使用第三方开源框架或引擎,因此难免存在系统固有风险,即数据安全风险。系统作为企业数据的载体,其数据安全虽然非企业独自可控,但审慎选择也是企业证明已尽注意义务的方式。以下是企业在选择外包方时应当注意的事项:(1)需关注的隐私条款和用户协议的内容:数据所有权归属、供应商能否为自身目的使用或分析企业数据、是否用于模型训练、子处理者名单和存储地是否披露、有无跨境传输安排,防范经营信息被二次利用。(2)关注系统所使用的SDK的数据回传说明。 统计、推送、地图、埋点类SDK可能采集设备信息、文件路径甚至通讯录,选型时要求供应商提供SDK清单和数据采集说明,能关闭的数据回传关掉,不能关闭的评估是否涉及秘密点字段。(3)选择功能支持数据归集、设置权限和日志导出的系统,便于“追溯”经营信息经手人。(4)关注第三方责任泄密后的追责条款,以及追责可行性。(5)关注系统供应商的稳定性,做好尽职调查。(6)关注与第三方服务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以及其对数据安全的承诺。其中,保密条款应当具体化,附保密清单。


2. 保密制度嵌入系统的注意事项。目前很多企业所使用的数字化系统都是采购第三方的标准化系统,系统按“模块—角色—字段”的通用逻辑设计,而经营秘密和技术秘密保护需要的是“秘密点—载体—操作”之间的对应关系,两者往往对不上,这也是一旦商业秘密通过系统被泄露出去,法院会认定没有合理保护措施。因此,企业需要将保密制度嵌入至系统,而完成此项工作可以选择外包或者由IT部门进行。以下为保密制度嵌入系统应当注意的事项:(1)选择外包的方式。外包商在开发、测试、运维过程中会接触系统结构、数据库和部分真实数据,保密制度嵌入的管控重点应放在协议约束和操作隔离上。与外包商签保密协议,范围覆盖开发文档、数据库结构、测试数据和接口设计,明确违约责任与泄露通知义务。测试数据必须脱敏,禁止真实客户名单、报价记录、供应商账期进入开发或测试环境,测试库与生产库隔离。外包开发及运维人员权限按最小必要开通,开发与生产环境分离,完成后账号及时回收;保留远程运维的,须有操作日志和审批。定制代码与设计文档归属在合同中写明,避免被锁定或逻辑外泄。(2)选择自有IT部门,应注意制度嵌入不是IT单独任务。嵌入任务应由法务牵头与IT、业务、财务、人事的管理层以及研发核心技术人员一起参与,共同把《经营秘密清单》与公开信息的定义与范围定下来,按照企业保密制度,将各秘密点逐一与系统控制节点对应起来,并把这些控制节点翻译成系统里的字段、流程分支、必传附件和权限规则;配完之后业务部门要试跑,法务要验收,确保系统里跑的就是制度里写的。(3)系统权限与数据脱敏对应。制度嵌入系统,IT部门或外包在配权限时最容易漏掉脱敏——权限配了,脱敏没跟上,等于门只关了一半。阅读、查询、下载三个环节,脱敏要求各不相同,但核心就一条:脱敏规则和权限规则同步设计,不能权限配完了脱敏另做一套。展示打码不等于导出打码,查询过滤不等于下载过滤,非必要岗位不能导出原始明细,带个人信息属性的字段按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单独处理。脱敏不是权限的附属品,是权限能不能真正落地的关键。(4)系统日志防篡改、可导出。系统日志是证明“措施在运行”的关键证据,防范篡改,应将日志权限与系统管理权限分离,操作留痕可追溯;日志格式应能按人员、时间、操作类型筛选并完整导出,保存期限不少于六个月,核心经营信息更长。(5)防范跨系统流转中秘密点断链的风险。同一组深度信息可能分布在不同类型的系统中,需保证系统之间数据流转的同一性。可以以《经营秘密清单》的秘密点编号做索引,同一组信息在不同系统里用同一个编号、同一个密级、同一套权限规则。(6)防范离职环节权限和载体回收不到位的风险。系统设置的核心,是把“离职”变成能触发动作的事件,而不是靠人工逐个系统注销。账号在离职生效当天停用,交接期确需看资料的走临时授权,设到期上限,由接手人发起,到期自动回收并留时间戳。系统对离职窗口期的批量导出、非工作时间访问、U盘拷贝、邮件外发设阈值告警,异常触发预警并留日志,必要时临时冻结权限。载体交接用电子表单关联涉密载体台账,离职流程发起时自动带出该员工接触过的载体清单,逐项核销、缺失说明、三方在线签字,形成闭环记录。保密承诺和竞业限制分开签署、电子归档,签署状态可导出,作为员工知晓义务的证据。


3.数字管理系统使用与商业秘密保护合并培训更有利于员工的实操。商业秘密点的告知与保密措施的执行与员工培训密切相关,且数字化平台的使用不可避免,因此,企业可以根据具体的保密项目、部门、数字化系统分类等方式进行分层、分类培训,并做好相应PPT备份、留存培训现场照片、记录培训人员参与与考核的痕迹。




四、结语

经营信息早已不只存在于合同、客户名单和业务员记忆里。客户关系、报价历史、供应商数据越来越多地沉淀在CRM、ERP、OA、企业IM中,载体和流转方式变了,泄漏通道也变了。新规把“数据”纳入经营信息,把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列为保密措施,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回应。但规则变化没有改变实质门槛。深度信息集合仍要区别于公知信息,保密措施仍要指向具体秘密点和载体,侵权认定仍要证明接触、获取、披露或使用。秘密点界定不深、保密措施不点对点、侵权证明链条断裂,说到底都是同一个问题:企业没有把经营信息当作可归集、可控制、可举证的组织资产来管理,措施停在纸面,证据等到诉讼才找。


而在数字化环境下的风险防范,就是把三要件落到系统、操作和痕迹上。选系统看隐私条款和SDK回传,看权限、脱敏、日志导出能否支撑管控;嵌制度:法务牵头、业务参与、IT落地;配权限脱敏同步;日志防篡改可导出;离职和跨系统流转收住末端;培训让员工知道边界。系统不是保密措施的替代品,它的价值在于让“保护什么、谁能接触、接触后做了什么”留下可核验的痕迹。痕迹在,保护有抓手,诉讼有证据;痕迹不在,协议签得再全、制度写得再厚,也只是纸面动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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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锦锦

武汉大学法律硕士、律师、注册会计师、高级企业合规师、内部审计负责人与后备人才、浙江省法学会工程建设法学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浙江校友会法学分会理事、点睛网财税法与企业合规讲师;擅长公司治理、企业合规(财税、数字化、知识产权合规等)、企业法律顾问、建设工程领域、财税金融领域、高新技术领域等行业非诉或诉讼案件。


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工程法+”法律服务团队,是由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兼名誉主任王建东教授领衔,以工程领域法律服务为根基,融合工程建设、企业财税、刑事风控、合规管理、涉外法律等多领域专业能力的复合型法律服务团队。团队深耕依托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建筑、商贸等各类企业提供诉讼与非诉法律服务,全方位护航企业合规经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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